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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言】

周洪宇 十屆和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從2004年起多次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就反就業歧視立法提出議案。

隱性歧視更應警惕

新京報：怎么看待國家機關招錄公務員也存在歧視？

周洪宇：國家機關應當模范地遵守法律。不過公務員法里并沒有什么歧視的規定，這幾年的立法也都比較注意這個問題。但現在的問題是在法律上沒有什么明顯的歧視，主要是招錄的實際過程中會有這個問題。

前幾年我去北京市的人力資源市場調研，會場寫得很明顯的五官端正、氣質佳，有的寫明只招北京戶籍的。

現在這種現象少多了，困難之處在最后決定招錄誰時根據內心的標準淘汰。這種歧視出于多種考慮，比如性別，可能有的單位女性比較多，繼續招會覺得工作不好開展，有些事情更希望用男的來做。

新京報：這是隱性的歧視，但學者們發現也有制度性的歧視，比如對公務員招錄設定年齡的35歲上限，沒有證據證明35歲以上的就不適合做公務員。

周洪宇：可能是招錄部門會有自己的考慮，公務員有個實際問題，比如一個人去做公務員，他要考慮你的發展問題，35歲還是個普通科員，那你什么時候做副科長、什么時候做科長、什么時候做副處長、什么時候做處長，現在一般來說40歲以上不考慮副處長，過了45歲才考慮正處長，但年輕人總要進步的，沒人在進來的時候會說我一輩子就做科員，單位也會考慮，你進來時候35歲是科員，處長可能也是35歲，這個關系怎么處理？一個年齡和他差不多的領導他，心理會不平衡，工作就會有矛盾，這既不利于工作，也不利于他個人的成長，與其這樣，還不如招年輕的。

反歧視需審查機制

新京報：目前對于就業歧視的界定、就業歧視的審查，并沒有具體的規定。

周洪宇：確實沒有就業歧視的審查機制，沒有就業機會平等委員會這樣的機構。現階段反就業歧視，除了學者們提的廢除制度性歧視外，我覺得重點應該放在盡快推動建立就業歧視的審查機制，或者自己組織一部分人民間性地先成立起來，產生一定作用后，由政府授權給它來承擔這個職責，如果等政府自己建立機構、爭取編制，時間會更長。

新京報：其實現在中國對于反就業歧視，真正理解的人并不是很多。

周洪宇：反就業歧視與傳統文化、與社會發展的程度、與社會大眾共識的形成都有密切關系，尤其是中國社會，人口這么多，理念的轉變、組織的發展、機制的完善，都有個過程，這個過程需要很長的時間，沒有幾十年的努力，不可能比較容易地建立起來，需要幾代人不斷地推動。

需為反就業歧視立法

新京報：上一屆代表時，你連續提反歧視立法議案，這一屆為什么不怎么提了？

周洪宇：不是不提，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其實是在這一屆當代表時，直接和法制辦的負責人說起這事，因為就業促進法出臺時間不長，一般出臺一個類似的法律法規還有一個過程，就業促進法中已經吸收了我反就業歧視的意見，等實施一段時間后，如果積累的問題比較多，類似的問題在有關的法律法規中不能解決，才有可能把反就業歧視立法提上日程，否則沒有哪個部門會提出再制定類似的法律法規。

不過我認為就業促進法和反就業歧視法并不矛盾，它們不是對立的，也不是互相包容的，而是部分交叉的關系，就業促進法是正面促進就業，里面有反就業歧視的內容很好，但是反就業歧視法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反對就業的歧視現象，如果有個專門的法律法規更好。職場貼士：桌面上雜亂的文件、記事本，電腦上厚厚的塵土，亂丟的簽字筆，會讓一切看上去都毫無頭緒，負面的情緒稍一累積，就會勾起惰性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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