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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關于曹操，他也有多次講話，認為要為曹操正名，曹操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甚至于1954年夏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詞中這樣寫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毛澤東是舉世公認的英雄，他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只會在曹操之上。他關于曹操的這些言論，真可謂英雄惺惺相惜。
同時，比較他和曹操兩人的人才觀和戰略思想，發現有驚人的相同之處。
我們先來看看人才觀。總體上而言，曹操唯才是舉、唯才是用、物盡其才、人盡其用。在使用人才氣魄上，曹操很大氣，善于籠絡不同類型、不同背景、不同風格的人才；在慧眼識才方面，他知人專任：知道是不是人才，是哪方面的人才，適合在哪方面使用；在使用人才的成就上，他也是達到了一流的水平，就是曾經是他敵人的謀士，或者對他不是很尊敬的謀士或人才，他都能做到以才尊人。他以他的人格魅力、人才之道折服對方，使為之所用。
曹操人才思想，廈門大學易中天教授很精辟的概括為：“名至實歸，更重實際；德才兼備，唯才是舉；重用清官，不避小貪；招降納叛，盡釋前嫌；抓大放小，不拘小節。”陳友德先生概括為：“效率才能主義；推翻傳統政策的求賢令；舉賢不拘品行；就地取才的治理方針；提拔敵營名士絕非作秀；關鍵環節重才也重德...”
毛澤東也是如此。具體效果上，不談以前紅四方面軍的將領，就說解放戰爭時期，多少國民黨的將領和士兵在優勢裝備下起義投降當時處于弱勢的共產黨。這里面很大一方面，就是毛澤東高超的領導藝術和先進的人才觀所吸引。。
毛澤東認為”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一切計劃、決議、命令、指示等等，都屬于‘出主意’一類。使這一切主意見之實行，必須團結干部，推動他們去做，屬于‘用干部’一類。”總結起來，在用人的氣魄上，不僅“不拘一格降人才”，還搞“五湖四海”；在使用人才的方法上，主張不拘一格選拔人才，“讓他們放手工作，使他們敢于負責；同時，又適時地給以指示，使他們能在黨的政治路線下發揮其創造性”；并且，高度重視人才的使用，他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我們可以再來對比下曹操和毛澤東的對手：袁紹和蔣介石，他們這兩位歷史上的失敗者。比較下他們的言行，也可以發現不同歷史階段的失敗者，也是有很多共性的。
袁紹看似也禮賢下士，注意籠絡人才。但是他召集和禮遇的都是當時的知名人士。這些人中固然有真才實學者，但也有一些是盛名之下實難符者。更何況，尋找人才應放寬視野，應從尚未成名的人中尋找真正的人才，也許在他們中會有未來的大才呢。而且，袁紹對待人才，并沒有真正從內心聽取謀士的意見，更多的在意的是“尊重人才”的名，不是求“用人才”的實。曹操相反，從諫如流。如果因為沒有聽取謀士意見導致行動失敗，他會主動檢討，絕不推諉責任。袁紹同志就是可憐的相反，把責任全部推倒幕僚身上。這樣，長此以往，肯定離心離德，導致真正的人才遠走高飛。
蔣介石也是如此。蔣介石對人才不是以賢和優使用，而是以忠或是否嫡系為標準。凡是是他自己嫡系的，或者表面上忠于他的，都會得到重用。而那些不是他嫡系的，或者有自己一定操守和信仰的將領，他則抓住任何機會來乘機消滅他的實力、架空他。無論是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蔣介石都是這么做的。凡是嫡系的部隊，犯了錯也沒事。不是嫡系的部隊，盡量往第一線派，人打光了乘機取消番號。時間長了，雜牌軍的將領都知道怎么回事了，自然想辦法自保。因此，這樣的軍隊怎么可能取勝呢，也怎么可能對蔣和國民黨忠誠呢。
還有，蔣駕馭人才的主要辦法就是故意設置情境，讓共事的雙方產生和處于矛盾之中，他在中間調停或挑撥。總而言之一句話，讓雙方都不得不求助于他，這樣他好掌握控制權。從表面效果講，他是達到了這個目的。但這是管理學上最低層次的管理，矛盾雙方實際知道蔣的用心，但出于具體情境中只得求助于他。但求助和信服是兩碼事，內心深處也許對蔣更為怨恨。因此，換一種環境，再加上中共出色的宣傳工作，很容易易幟起義。
蔣介石就曾經感慨為何沒有林彪那樣的戰將。其實，他應該認真思考下林彪那樣的戰將如何出現的環境問題。也許，國民黨中就有林彪那樣的人才，但是，有“慧眼”發現他嗎，有伯樂大膽使用他嗎？這些都是問題。對此，李宗仁也有過很好的論述。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里就提到，在蔣介石眼里百無一用的雜牌軍，在李宗仁手里就能指揮出“徐州會戰”的大捷。李宗仁講，主要原因就是對人才的使用和依靠。當時蔣介石就對他能使用雜牌軍取得對抗日軍優勢兵力的勝利感到很不可思議。
由此可見，勝利者之所以是成功的，有其成功因素，主要是在人才的使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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