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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合同法》草案征集意見的最后一天，兩大外商組織——“歐盟商會”和“上海美國商會”各自提交了精心準備的意見建議。前者據說共提了11條意見，后者的建議書則厚達42頁。

    據報道，不少外企對這一法律草案“反應激烈”；一家外商協會的代表甚至發出“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就撤資”的強硬表態。

    外企對關乎自身利益的法律“反應激烈”無可厚非；“不行就撤資”之類的強硬表態亦屬個案，可不予置評；而整個報道中最令筆者感興趣的，是兩大外企商會談及新法草案時所用的思維和句式。

    上海美國商會認為草案實施“將會對中國的投資環境產生消極影響”；歐盟商會則指出，草案中有關勞工權益的規定不僅會“限制企業單位用人的靈活性”，而且“將提高中國的生產成本”，進而“影響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

    在一個“勞工合同簽訂率非常低，所簽合同短期化非常明顯，勞工權益缺乏必要保護”的國家，上述表達方式很容易讓人想起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常掛在一些壟斷國企嘴邊的“經典句式”：中國電信被拆分前，說得最多的是“電信業引入競爭，將削弱產業競爭力，威脅國家信息安全”；銀行業允許外資參股后，念茲在茲的是“開放可能引發金融風險，進而影響社會穩定”——語氣句式，何其相似！

    既往的事實證明，上述“經典句式”，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為維護其超額利潤而祭出的聳聽危言。而且，在現有體制下，這種“危言”并非全無聽眾，有時甚至極易讓決策者動容。我國裹足不前的電力體制改革、至今孱弱的金融服務業等，都或深或淺地刻著“經典句式”的烙印。

    這也就難怪在十年之后，外資企業在陳述己見時，句式也“經典”有加。

    而從以往的政策博弈經歷看，外資企業不可小覷：從直銷立法中實質性的“外企先行”，到對零售商實行分類監管，再到至今未能提交人大審議的“兩稅合一”草案，你不得不承認，跨國企業在影響國家政策法規制訂實施，以及動用各種公關資源實現目標方面，已日益駕輕就熟。

    三個案例的“一邊倒”結果，讓我們在欣喜于政策立法體系日漸開放的同時，亦對其利益均衡機制心存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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