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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上海小伙楊植峰從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70多人的一個班，三分之一留在上海，三分之一去了北京。去北京的這三分之一里，有4個上海人，楊植峰是其中之一。

　　“那時候上海還是死水一潭，而北京的立交橋已經造了起來，比上海有生氣。”另一個促使他去北京發展的原因，是住房問題。“太擠了，我父母加上我們3兄弟，住在20多平方的房子里。”

　　如今，當年去北京的4個上海同學中，已有3個回來了，其中又有2個，是在國外兜了一圈再回來的。

　　1989年，楊植峰去悉尼讀書，期間認識了他的廣州太太。

　　1994年，太太從悉尼回上海過春節，那是她第一次來上海。“那天下著雨，從虹橋機場出來，經過延安路時，高架還在修，到處是泥漿，又臟、又冷。”住在楊植峰家，沒有暖氣，更要命的是，衛生間是合用的。“很小，一蹲下去，腦袋就撞在門上。外頭的公共廁所臟得腳都踏不進。覺得上海怎么這樣！還沒有廣州好。”

　　1999年春節，兩人一起回上海旅游。“那時候就覺得好多了。”去城隍廟玩時，太太指著附近的“太陽都市花園”說：“要是能讓我住上那樣的房子，我就回來。”

　　不管是出于主觀還是客觀的原因，曾幾何時，大批大批的上海人走了出去；但是今天主旋律肯定是“進來”。很多是外來的人，很多是出去了又回來的人，還有一些是我們想不到的人……

　　楊植峰來開門，關照不用換鞋———這是在澳大利亞生活時養成的習慣，他說要求客人換鞋不禮貌。

　　落座，楊太太端上大麥茶和一切為四的正宗廣式月餅———楊太太是廣州人，月餅是老家寄來的。

　　“我也不覺得有什么特別，不過，廣東人都說這是最好的。”楊植峰開口就是普通話———在北京先后工作過6年，時不時地，透出點京腔。

　　只有在和鐘點工交談時，用的是母語上海話———1984年大學畢業時，離開上海去北京工作；5年后，去了澳大利亞讀書；2000年遷到北京工作；2001年回到上海……楊植峰說，要是晚生個10年、20年，要是他畢業時的上海能有現在這么好，或許他就沒這么折騰了。

　　上海—北京—悉尼

　　“如果能住上這樣的房子，我就回來”

　　2000年悉尼—北京—上海

　　4年買了5套房

　　2000年，楊植峰果然回來了，不過第一站是北京。

　　第一件事就是買房。“否則，你就永遠沒有自己的家。”第一次買房時，還有“內銷房”、“外銷房”之說，可選擇的樓盤很有限。專程從北京飛回來，用了5分鐘，定下了一套房子。后來，楊植峰每次買房，都不超過5分鐘。

　　2001年回到上海。第一套房子住了沒幾個月，買了第二套，那時沒有了“內、外銷”之說；搬去第二套住，把第一套重新裝修、租掉，后來又買了第三套；去年“非典”期間買了第四套，就是現在住的這套；手頭正在裝修的是第五套……沒有一套是房子住滿一年的。

　　“上次我給我媽打電話，說‘你記一下電話號碼哦’。她說，‘啊！你們又換啦！’”“只要不讓我越住越差就行了。而且，上海的房子總價比悉尼便宜，還投資得起。”楊太太對此也沒什么異議。

　　2003年，公司亞太區大虧損，楊植峰趁勢幸福地“退休”了。結束了小半輩子的折騰，閑在家里，看看書，寫寫東西，他覺得，這才是學中文的人該做的。

　　不想另找一份工作。因為上海的生活成本不高。“在悉尼的時候，叫個車，就要四五十澳幣（1澳元約相當于5元人民幣），一個晚上花費200澳幣是常事，算算就心疼。”當他的位于鎮寧路口的金橋花園從6200元每平米漲到1萬多元，而其他的地產也有相當漲幅的時候，在上海做一個寓公的選擇是順理成章的。

　　也不急著回悉尼。“像我們這種第一代移民，畢竟沒法真正融入到別人的文化里去”。楊植峰說，在悉尼工作時，每個星期，公司都要組織員工一起去泡吧。端著酒杯，他覺得索然無味，可還是不得不陪著耗到半夜三更。雙休日，老外喜歡到農場去，“玩是可以，但割草、剪羊毛，我是不干的。”

　　“中國人么，還是喜歡吃吃喝喝的呀。”這個世界上，還有比上海更舒服的吃吃喝喝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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