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歐洲，企業家卻遠沒有這樣幸運，他們只不過在這樣一出偉大的戲劇中充當了一群無足輕重的卑微配角。企業家作為“經濟領導不可能像中世紀領主的軍事領導那樣，上升為國家的領導。相反，分類賬和成本計算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和限制他們的發展。”熊彼特尖刻地挖苦他們：“一個業務辦公室里的天才在辦公室以外連對一個鵝喝聲呸的膽子都沒有———在宮廷接見室和在演講臺上同樣膽小如鼠。他知道這點，他希望人們不來打擾他，他也不過問政治。”他認為：“沒有某個非資產階級集團的保護，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是孤立無助，它不但不能領導國家，甚至不能照顧它的特殊的階級利益，以上情況等于說，它需要一個主人。”于是，拿破侖最終應運而生，成為他們的主人，并且憑借手中的槍炮，掃除了歐洲的封建堡壘、野蠻的等級制度和沒落的貴族。他的法典連同他的軍事勝利，承認和保護了現代國家的基礎——“資產階級社會的無阻礙的發展、私人利益的自由運動等等是這種國家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么，當他作為征服者在耶拿城里耀武揚威的時候，黑格爾居然滿懷崇拜地寫道：“我看見拿破侖皇帝——這個世界精神——在巡視全城。這位偉大人物……騎著馬，馳騁并主宰全世界，……見他一面實在令人心曠神怡。”
在我們的傳統里，國家并不完全在這樣的英雄之中。即便是建立了百代承繼的秦政制、“振長策以御宇內，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秦始皇，也不過是“續六世之余烈”，是商鞅動員、武裝了地主、自耕農的自然結果。如果拋開王朝的興亡不論，我們的帝國是存在于士紳之中的。南宋以后，工商業的發達已經大大改變了帝國的體貌，但這種格局仍沒有改變，趙宋王朝的家法就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當我們面臨現代轉型的時候，士紳，特別是那些具有現代意識的士紳的命運就與整個帝國的命運息息相關了。眾所周知，紳士一詞的衍化道盡了大英帝國的奧秘：“每一世紀，這詞所指的人的社會等級就更低一點。它最終和英國人一起傳到美國。在美國，它被用來泛指所有公民。它的歷史亦即民主的歷史。”在日本，用新渡戶稻造先生的話來說：“在王政復古的風暴和國民維新的旋風中掌握著我國船舵的大政治家們，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還有什么道德教誨的人民。”
然而在中國早期的現代轉型中，士紳們雖然很躊躇猶豫，但一旦被列強的槍炮聲驚醒，倒也毅然決然地開始興辦新式工業，實現轉型。但他們卻始終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也從未能等來自己的拿破侖。
從1840年以來，帝國的皇冠逐漸從君王的頭上摔落，最終在泥土中粉碎。托克維爾曾經刻毒地揭示路易王朝的滅亡原因，他說：“當時的統治階級，因自己的懶惰、自私和錯誤而失去統治者的能力和資格。”這個原因在中國同樣適用。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領導者目擊了皇冠淪落的全部過程，但他們卻沒有能接住這頂王冠。似乎近在咫尺，卻又遙不可及。他們未能降服帝國的命運，帝國也始終沒有真正馴服他們。百年之下，帝國的浮沉依然與他們的命運相互糾纏，耐人尋味、引人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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