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某原系內蒙古國營甲廠職工。1962年，朱某因煤氣爐爆炸腦部受重傷，在醫院進行了顱骨修補，傷后合并外傷性癲癇，生活不能自理。1967年，朱某的妻子胡某調往江西國營乙廠時，朱某曾與甲廠有關領導商定：為照顧其生活，朱某與胡某同走，但其人事、工資關系仍留在甲廠，生老病死由甲廠負擔。1969年，在乙廠大批調工調干時，甲廠違背朱某意愿，將其作為正常職工調入乙廠。因當時正值文革高潮，同時又認為兩廠都是國營軍工企業，朱某也就默認了。調入乙廠后，朱某未正常工作過，1980年因完全喪失勞動能力退休。1986年，朱某向乙廠提出享受護理費，才發現甲廠未向乙廠轉移其工傷材料。1986年11月24日，甲廠、乙廠和胡某經過協商，簽訂了《關于朱某因工退休待遇處理協議書》，協議書確認朱某因工負傷，已完全喪失勞動能力，應享受一定的護理費，并對朱某護理費的分擔進行了確定，協議同時明確表示由于朱某的工傷發生在甲廠，又是在特定情況下調入乙廠的，因此兩廠對朱某都有關心的責任和義務。該協議在一定時期內得到了履行。
1993年，已回老家江蘇某市居住的朱某不慎跌倒，致使修補處顱骨明顯凹陷，癲癇病發作更加頻繁，并伴發精神障礙。醫生建議其重新修補顱骨缺損，并住院收容治療。當胡某向兩廠聯系籌集醫療費時，乙廠認為朱某工傷發生在甲廠，且甲廠隱瞞其工傷事實將其作為正常職工調入乙廠，有一定過錯，因此朱某工傷復發所需醫療費用應主要由甲廠承擔；甲廠則認為朱某已于1969年調入乙廠，其勞動保險待遇應由接收單位即乙廠承擔，而不應由原單位承擔。兩廠互相推諉，使醫療費幾年來遲遲得不到落實。2000年6月，無奈之下的胡某以朱某的法定代理人身份向江西某市勞動爭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訴。請求仲裁委裁決江西乙廠和內蒙古甲廠承擔朱某的醫療費、護理費、精神損失費等費用，共計353595元。
仲裁委于2000年6月29日立案受理后，將乙廠列為被訴人，同時通知內蒙古甲廠作為第三人參加仲裁處理。甲廠接到應訴通知書后，向仲裁委提出勞動爭議仲裁管轄異議，認為根據《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第17條對地域管轄和第18條對工資關系管轄的規定，仲裁委將其列為第三人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在這種情況下，市仲裁委向江西省勞動保障廳書面請示能否將甲廠作為該案第三人。江西省勞動保障廳經研究并請示勞動保障部，復函指示：根據1986年三方簽訂的協議，應由乙廠和甲廠共同承擔朱某的工傷待遇，可將甲廠作為第三人。甲廠應訴后，在答辯書中又提出：根據《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試行）》第六十二條規定，朱某的勞動保險待遇應由調入單位即乙廠承擔；另根據《勞動法》第八十二條的規定，其申請已超過法定時效，請求仲裁委駁回朱某的仲裁請求。
仲裁委認為：朱某舊傷復發，理應享受的工傷待遇一直未得到落實，其相關權利自1993年來持續性地處于受侵害狀態，朱某在侵害持續階段的任何時間提出申訴，都在申請仲裁的時效范圍內。且根據乙廠、甲廠與胡某在1986年簽訂的協議，甲廠、乙廠應共同承擔朱某舊傷復發的醫療費用。鑒于甲廠是朱某工傷的發生單位，又對朱某的調動有一定過錯，仲裁委認為其應承擔主要責任。因朱某急需入院收容治療，仲裁委根據《勞動部辦公廳關于在勞動爭議仲裁程序中能否適用部分裁決問題的復函》（勞部發[1994]391號）的規定，于2000年12月作出部分裁決，裁決甲廠預付朱某醫療費3.5萬元，乙廠預付朱某醫療費1.5萬元。甲廠隨即對部分裁決提出復議申請，認為1986年三方簽訂協議后，朱某已每月享受了護理費待遇，其于1993年不慎跌倒致舊傷復發，說明其家屬沒有盡到護理義務，有重大過失，應承擔主要責任，因此朱某的醫療費用應由三方合理分攤，甲廠承擔次要責任，請求仲裁委撤銷部分裁決并重新作出處理。仲裁委認為，朱某舊傷復發是其工傷的延續，與工傷認定及確認可否享受工傷待遇一樣，都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其家屬護理不周并不影響其繼續享受工傷待遇。據此，仲裁委作出了維護部分裁決的仲裁決定。
部分裁決生效后，乙廠很快向朱某支付了1.5萬元的醫療費用，但甲廠應承擔的醫療費用遲遲未付。因朱某遠在江蘇，其身體狀況又不允許其到江西某市參加仲裁活動，使仲裁委無法查清其當前病情及相應所需醫療費用數額，也就無法進行裁決。為此，仲裁委于2001年5月派出調查小組赴朱某居住的江蘇某市進行調查取證。調取了相關證據后，仲裁委召集三方當事人進行了連續三天的開庭處理。考慮到本案三方當事人分處三地，相距較遠來往不便的實際情況，仲裁委認為宜對朱某作收容治療處理，已按其預期壽命為70歲一次性計發醫療費用比較合適。在甲廠代表未得到明確指示不便協商的情況下，2001年5月30日仲裁委作出仲裁裁決，裁決甲廠向朱某一次性支付醫療費10.8萬元，乙廠向朱某一次性支付醫療費7.2萬元，裁決生效后，乙廠、甲廠都分別履行裁決義務，仲裁委歷時近一年成功地處理了這起涉及三省、跨越39年的勞動爭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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