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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同法》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這部法律在實施前就引發了不少風波，在實施后也似乎“問題”不斷，一直沒有停止過爭論，這充分說明這部法律與經濟、社會關系的密切性。從這一角度，《勞動合同法》無疑是一部“應時而生”滿足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律。
不少企業對《勞動合同法》有較多反彈，一些企業甚至認為這是一部影響了“勞資和諧”的法律，其依據是在法律實施前后，勞資糾紛和引發的訴訟明顯增多，企業的生產經營受到了影響。對于這種現象，應全面分析，避免以偏概全，才能對法律施行后的社會效應作出正確的判斷。
的確，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后，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部分企業對繼續運營產生了“觀望”情緒，并出現了企業停產歇業或遷移其他地方的跡象。我們認為這是《勞動合同法》的“矯枉”效應：由于過去相當部分的企業在勞動用工上不規范、不合法，如長期不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不購買規定的社會保險和公積金，《勞動合同法》頒布后，這種做法難以為繼，企業繼續用工需要“一步到位”拿出較多資金支付這種“歷史欠賬”，對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業造成較大壓力。但應該看到，這是對勞資關系中普遍存在的對勞動者不公平狀況的反撥。隨著《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用工依法得到規范，企業卸掉這些容易引發勞資沖突的“包袱”，能從根本上促進勞資雙方的和諧。
作為一部調整勞資雙方利益關系的法律，引發的社會效應從勞方和資方、從短期和長遠、從某個企業、行業和整個經濟形態經濟格局，從純經濟和社會發展等不同角度，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僅就《勞動合同法》加大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生產成本來說，有的企業關門歇業，有的企業則努力提高生產率；有的企業尋求遷徙，有的企業則在原址尋求轉型。而同樣是企業遷徙，遷出地可能認為影響到ＧＤＰ增長，但對于遷入地，則有利于對資金、技術、產業的吸納，幫助農民就近就業，緩解多年來大量農民工進城造成的農村“空殼化”現象。
還有引發勞資訴訟增多的問題。在這部新法實施后，一些企業的工人運用法律維權，對企業不合法用工向勞動仲裁機構或法院提出告訴，這種情形客觀上對《勞動合同法》起到了普及作用；而不少企業也紛紛聘請人士擔任法律顧問，以至于在珠三角等地區出現律師“供不應求”的現象。勞資雙方為了各自權益，在法律平臺的這種對陣，恰恰是“依法治國”應有的社會形態。此外，在《勞動合同法》實施過程中，一些企業的工會起到了積極作用，幫助和代表工人與企業老板協調糾紛、溝通意愿，避免了個體維權行為影響企業生產并容易陷入失控狀態的現象。《勞動合同法》促進了工會主導的勞動者維權機制的形成。
對《勞動合同法》的反響如此強烈，與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密切相關。30年的改革開放，加工出口型經濟在實現財富積累、國力增強的同時，對資源和能源的高消耗、區域發展不平衡、國際貿易摩擦增加等問題日益凸現；另一方面，在追求效率的同時，更加體現社會公平，成為社會的主流共識。尊重和保護勞動權益的呼聲日益高漲，成為“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具體要求。
《勞動合同法》引發的社會效應，值得研究與重視。這部法律對于不同的企業和行業，有不同的影響，執行中存在各種各樣的情形。作為勞動管理部門、勞動仲裁機構和法院，在執法過程中，應針對具體問題，實事求是，依法辦案，從規范用工行為，保護雙方合法權益出發，推動《勞動合同法》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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