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記者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獲悉，醞釀已久的《北京市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規定(草案)》浮出了水面，該《規定(草案)》征求意見稿已經在市政府法制辦的上向市民征求意見，生育保險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彌補空白，保障職工普遍利益
勞動法專家左祥琦介紹，以前的女職工生育費用是由企業負擔的，也就是職工生育費用由企業負責報銷。而在企業取消大病統籌實行醫療保險后，大病統籌負擔部分超出的生育費用也隨之被取消，醫療保險也不報銷生育費用。由此，產生了一個職工生育的保險“空白”。作為一個健全的職工保險體系應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一共“五險”，現在我國已經建立四種保險，推出生育保險恰恰是彌補了這個空白。
勞動部門的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事實上，職工生育保險制度已經在全國很多地方實行了，從該險種的內容講，也是五種保險中關系最簡單的。北京實施這個保險并不是“首創”，從其他地區實施的效果看，實行生育保險可以最大范圍維護職工的利益，將原來由企業單位負擔的生育費用，轉化成由社會統籌負擔的保險制度。由于從企業負擔轉為社會保險支付，有效地杜絕了企業克扣甚至減免職工生育費用的現象。
男職工權益是否得到維護
“征求意見稿”規定生育保險的適用范圍是：與企業形成勞動關系的職工，即男女職工均可參保。對此，勞動部門向記者解釋說，強制所有符合規定的企業為男、女職工都上保險，目的就是讓全社會共同分擔生育保險費——男職工為女職工分擔、男職工多的單位為女職工多的單位分擔。但是，參保男職工只有自己發生的計劃生育手術費用可以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不能把配偶的孕、產費用也拿到自己單位報銷。因此，也就產生了一種質疑男職工是否“吃虧”的聲音。
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學專家、首都經貿大學勞經學院教授庹國柱提出疑問：如果生育女性處于失業狀態，或她的單位無力為她投保，而她的丈夫雖然參加了生育保險，卻不能把妻子的孕產費用拿到自己單位報銷，那么他們的權益就得不到保障。庹國柱認為，在生育保險制度實行之前，我國普遍實行的生育福利政策通常規定：如果生育女性沒有工作，或由于各種原因不能享受生育福利，她的丈夫就可以把生育過程中的醫藥費拿到自己所在單位報銷或部分報銷。
而左祥琦認為，生育保險是一種社會保險，它不對個人，沒有個人賬戶，所以即使繳納的費用也是企業向社保機構直接劃撥的，而和企業職工并沒有直接的利益聯系，生育保險稱不上牽涉到個人利益。從實施的效果看，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平衡”的現象，比如男職工多的企業像礦山、工廠等，由于女工少或沒有女工會得不到“回報”，而女工多的企業如紡織、商場等可能會大量獲得生育保險。但是，生育保險強制企業執行，維護的是最廣泛的職工利益，只有所有職工繳納保險形成一個社會的“保險金池”后，才能有效地“返還”給所有職工。
生育津貼是否偏低
“征求意見稿”規定，女職工生育或引、流產之后按規定休產假期間可享受生育津貼，企業不再向其支付產假期間的工資。生育津貼的計算方法是：女職工本人生育當年的生育保險月繳費工資基數除以30,再乘以產假的天數。
有專家認為，這樣的計算方法有“偏低之嫌”。首先，按照每月有30天計算，“月繳費工資基數除以30”的方法看似合理，但實際上職工每月的工作日平均只有22天。“除以30”的計算方法減少了生育津貼。其次，以職工的月基本工資作為計算基數，會給企業制造少報工資、少交生育保險金的機會——現在很多企、事業單位職工的收入由基本工資、獎金和各種津貼與補助構成，而津貼與補助經常以報銷的形式支付，不計入基本工資，這無形中就降低了職工的基本工資水平，從而減少了企業應繳納的生育保險費，也減少了生育津貼。
左祥琦說，這樣的計算方式的確有可能會使職工的生育津貼比原來的收入降低。比如，在一些比較好的企業，職工月收入可以達到8000元，其中獎金、津貼等占比較高的比例，在沒有生育保險時，這些職工可以在生育期間同樣按照這個比例拿錢，而按照生育保險收入則肯定會大打折扣。但是，實行這個措施也是為了兼顧到低收入職工的利益，使這部分人也能享受到社會福利。
外地職工可享受同等待遇
“征求意見稿”規定：本規定適用于具有本市戶口的職工，但在其“附則”中又補充說明：企業招用的非本市戶口職工享受待遇的標準參照本規定執行，所需費用由企業承擔。這意味著在北京有單位的外地人也可以享受這項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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